你还记得那次掉进池塘吗？

“我看见了那口池塘所在的地方，如今却是一块光秃的平地，也许是被填平了，四周没有田，没有树，荒草丛生。我有些疑心它是否真正存在过。”

你还记得那次

The pool

掉进池塘吗

//  撰文 李颖迪

01

掉进池塘前，张佳骑着一辆银色的自行车，车耳朵发出清脆的叮当声。她左手扶车把，右手高高举起，向远处的我们打招呼。她笑得很高兴。我很少见她笑得那么高兴，尤其是去东莞打工后，她就不太笑了。

我和张佳见得不多，往常只在春节打个照面。长沙妹妹，张佳这么叫我，是说我从城里来，这是客套话，暗里也表达着我们之间有一条界线。我伯父家有三个孩子，张佳最大，再是二堂姐，最后是堂哥，他们一直留在村里和奶奶生活。在二堂姐和堂哥的中间还曾出现过一个女儿，出生不久就被送走了。可想而知，为了最后那个儿子，这个家庭经历了一些困难和动荡：村里的生产队上门拆了家。至于张佳的父亲，我伯父，他年轻时和人斗殴，瞎了一只眼，后来就靠给人刷油漆赚钱。等张佳后来结婚，收了笔彩礼，五万块，把红包拿给伯父，没过几天，钱就被他输掉，送进同村男人的口袋了。

老家村子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通路，回去首先要坐小巴。那年春节，我们就是坐上了那样晃晃荡荡的小巴，空气沉闷，座位散发着不知积累了多少年的烟味和汗味。下车后，母亲蹲在路边干呕。离开国道，我们走过一片冬茅草。冬茅细长，密密缝在一起，像夏天的凉席，但叶子边缘锋利，能把手指割破。穿过冬茅才能看见蜿蜒的旧铁路。那条铁路废弃了，不再飘荡着汽笛。父母走在前面，拎着螺旋状的鞭炮、米糊和香精味的麦片，脚在铁轨的碎石里发出沙沙响声。我在后面，跟着那串沙沙声往前走。

张佳来村口接我们。她好像没长个，样子也没变，单眼皮细长，鼻子宽厚，只是脸上多了些雀斑。二姐已经在堂屋了，手上拿着一根长棍。她快速转起那根长棍，形成一个模糊的圆形，发出咿咿呀呀的喊声。你相信车联网吗？这才是未来的方向，二姐说。人们说那是传销，但她不信。

张佳可能是另一种人——如果命运就像那条往前伸去的铁轨，她只是接受它，然后走上去。她是长姐，更像一个沉默的母亲。一家人吃完饭，是她先站起来收拾桌子，挑来井里的凉水，捧着盆碗坐在门口擦洗，双手泡得发胀。她按部就班读了村小，去镇上读初中，每天走两小时山路上学，放学再花两小时走回来，她也从来没相信过什么车联网和暴富的梦。晚上回到家，她割红薯叶，扯猪草，把红薯、剩饭剩菜煮成一大锅烂芍，挑到山上的猪圈，听到猪吃饱的哼哼声她才挑着担子走回来。到了收烟叶的日子，她帮奶奶割下烟叶，捆成花束，等着热气将叶子熏黄。

晚上，我们爬上木梯，睡在祖屋的二层。那里没有窗户，白日也不见光亮，悬空的木地板随着人的步伐轻微晃动，落下细小的尘埃。角落用柴禾垫了一层，铺上稻草和棉花，简单作床。我睡在张佳身边，盖着有些潮的被子，还能闻到隔壁仓房里发酵的红薯味。

第二天是新春，午后，太阳昏黄。村里响起一阵阵鞭炮声，尖锐，剧烈，让人耳膜发紧。等我下楼，家里只剩下张佳了。她嫌鞭炮吵，起身关门，将背后的木栓扣好，响起啪嗒一声。坐回来后，她漫不经心地伸出双手，烤着火。我也没事干，蹲在地炉旁。屋里很暖和，地上的蜂窝煤烧得通红。

“长沙好不好玩？”她也许是担心冷落我，想找点话说。

“一般般。”我说。“学校里只有作业，没有周末。”

“你们确实压力大。”张佳点点头。她抓来一把瓜子开始嗑，瓜子皮聚成一座小山。

“那学校外面呢？长沙那么大，总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吧。”

我拿不准该说些什么，只好讲起离我自己也很遥远的事情，比如长沙贺龙体育馆附近的摩天轮。那所摩天轮，好像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它，在学校，在楼顶，在街道，那样一个或大或小的圆形，缓缓上升，慢慢下沉，就像没有尽头。

“不知道谁才能坐在上面。”我说。

“下次也想去长沙看看。”她说。“离吃饭还早，我带你去村子里玩。”

村口有巨掌一样往四处延伸的枣树，树上藏着星星点点的青枣，沿着石路走，一路是新鲜的牛粪味，两侧的红砖房里黑乎乎，也看不见人，有一两座房子的梁塌了，倒木长出了木耳和苔藓。细长的蜘蛛在网上缝补，结了露水。我往旁边躲。张佳又笑，哎呀，蜘蛛是好的，吃蚊子的。我们还看见了两口连在一起的石井，一口高而干净，另一口低一些，水很浑浊，漂浮着洗衣液的白沫。人们从第一口井里挑走要喝的水，用第二口洗红薯叶、刷萝卜、洗衣服洗碗。张佳从第一口井里捧了把水喝，叫我也尝尝。我学着她的样子捧起水。

“这没什么。”张佳说。“要带你看个厉害的。”

离开村子，一条白蛇似被摩托碾过，干瘪的尸体横在路中间。稻田，黑色的蛙跳起来，溅起一圈涟漪。大片红薯叶。田与田间窄路交错纵横。穿过田野，张佳停下了。从这儿下去，她说。我们面前出现一个岩洞，路面之下敞开着大口。水珠从灰黑色的岩壁落下，台阶湿滑，张佳牵着我。越往里面越黑，也越凉。我有些害怕，紧紧牵着她，感觉到那张粗糙温暖的手心。走到最深处，原来还是一口方形的石井，不过比村里那两口大得多。我靠近它。井中间有块长条形的石头，周身长着苔藓和绿藻，就像一只披着绿毛的犀牛。水流荡漾。

我将手伸进井里，捞起一把水，猛地弹到她脸上。

她叫起来。好冷啊！

我等着她将井水甩向我，但她只是笑了笑。她靠着井边站着，望向外面明亮发白的天空，听着井底的水流声，就这样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。

回村时，张佳带我走向另一条路。我们还是穿过了弯弯曲曲的红薯田，快到村子时，我忽然闻见一阵恶臭。张佳说那是一个没人要的池塘，曾经有人在里面养鲫鱼鲤鱼，后来赔了本，就废弃了。现在池塘成了村子的垃圾场，人们拎来家里的垃圾，倒下层层的鞭炮灰，烧干的蜂窝煤碎屑，沾着血块的卫生巾，爆过的鱼雷管，一些连猪都不愿吃的烂萝卜白菜红薯叶，田里割下的无用的稻草，还有被烫死的老鼠尸体，死掉的鱼苗。这些东西一起在池底发酵，连带着原有的淤泥、水草，整个池塘呈现出一派黑色的面目，仿佛能将生活里所有明亮的快乐的事物一同吸进来。

我们走在池塘边，捂住鼻子，小心越过去。张佳张开一侧手，护住我。“千万别掉下去。”她说。

02

记忆里的祖屋很长一段时间都与贫穷联系在一起。湖南冬天阴冷潮湿，红砖房没有厕所，角落只有一只木桶。村子里的井水有去不掉的锈味，烧过之后，白色的水渍碎片在杯子里打圈。播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，伴随大人调笑、打牌、喝酒、吐瓜子皮的声音，堂屋背后的柴房是我的躲避之地。风从墙缝吹进来，呜呜作响。从山上砍来的柴禾堆在角落里，我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它们不能掐出水了，也没了植物的气味。我抽出一根树枝，划过砖墙，红色粉末落下来。

后来我父亲挣了钱，决定在村里给大家庭重新起一座房子。那几年他十分风光，觉得这房子首先是为父母而建，其次也能够帮一下一直在村里生活的伯伯一家。我爸出钱，我伯父出力。一栋庞大的建筑在村口落起来了，它有平整的灰色的水泥皮肤，还有干净明亮的厨房和厕所。我听说他们原来商量将房子修成两座，但在鞭炮炸起的轰鸣声和灰烬中我看着那两座牢牢焊在一起的房子，它真是大，每一层楼的中间隔着一堵墙，还装着连通两侧的不锈钢门。这两座房子——或者说这一座房子吧——所有的钥匙都归伯父保管。我妈妈曾对此颇有怨言，认为两栋房子至少要分开一些，哪怕留一道十厘米的缝隙。她那时也许还想着和父亲回这个村子度过晚年，而连在一起的房子只会带来无尽的麻烦。

都是兄弟，我爸说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爸爸的生意没落了。村里认定房子的产权时，伯父没和人商量，只登记了他一人的名字。

你去把房子要回来，至少你的那部分。我妈说。

都是兄弟，我爸又说。

房子的龃龉可能加深了我对父亲这一支亲戚的厌恶。我有时怀疑自身的冷漠与自私正来自于此，来自于所谓的家族性格，所谓共同的基因与血液。后来家中发生了些变故，以及新冠三年的影响，我免除了新春必须返乡的责任。我去了很多地方，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用相机拍下一些什么，雪地的脚印，山峦的影子，夜晚海面上红色的月亮，我通过拍下它们进而想要占有它们。我相信我离家越来越远了。哪位伯叔出轨了，妻子要拿刀去砍他。哪位侄子在青春期抽烟，逃课，偷穿妈妈的衣服。我听过这些消息，很快就忘了。

这些人里我多少还在留意的只有张佳了。她中专毕业后就去了东莞打工，去过玩具厂、电子厂、纺织厂，又做幼师，也在深圳步行街的服装店珠宝店里当过销售。她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没成年，也没领结婚证。她生了一个女儿，男友的家人自然不满，经济也很困难，女儿出生不久她就回到电子厂工作了。在厂里，不知怎么，她认识了另一个男人，决定远走高飞，留下了女儿。和年轻男人的恋情无疾而终。再后来，她和一个已婚男人好了五六年。我妈妈问她为什么跟着那个男人，到底给你什么好了。她说也没什么，就是有次她生病了，去医院，掏不起两三千元的住院费。男人给她出了这钱。

这是脑子发昏，发傻，两三千块钱，她就白白耽误了这几年的青春吗？这句是后来母亲转述给我时的评价。

当她快三十岁，家里逼她回来相亲。她离开深圳，回到湖南，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。她的妈妈得病死了，爸爸将她的五万块彩礼输光了，妹妹还在想着车联网，弟弟在深圳夜店做酒保。回到县里，她一边到毛衣缝盘厂上班，一边完成婚姻任务——婚后不久，她怀孕了，第二次剖腹产，生下了女儿。她用“形势所迫”来形容自己的处境。第三次怀孕，她找人打听，抽了管血，花两三千块将血送去香港。检查结果说是男孩。她生下了他。

我试着在一篇小说里写下张佳的生活。我想象着她第一次外出打工，坐巴士离开县城的那天，她在路边等车，车还没来，她张望着，看到远处的山。老家的山常常一半黄一半黑，黑的那面，干枯的树枝残骸覆盖着厚厚的灰，那是无缘无故的山火，从干燥的冬茅身上燃起，烧过蕨丛，火苗爬到细叶臭椿、杉树和马尾松身上，绵延无尽。我想象着她到了东莞，站在电子厂前，看着方形的水泥建筑倒蚕茧一样将里头的人封得严严实实。我想象着她手中的遥控玩具车，想着她拿着焊锡枪，火从山上来到她的手心。我想着她第一次生下女儿，她还没十八岁，肚子落了刀口，夜里孩子尖锐的哭声，她喂奶，断断续续睡，而年迈的女人总是用一双灰白浑浊的眼睛盯着她，像是在嘲弄她，鄙夷她，要将她身上所有的不洁挖出来、剖出来。但我无法设身处地理解她的生活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在想象她的生活时，那种不安来自于何处。

我仍然会梦见那个池塘。

03

冬日，天气却很暖和。我和张佳多年没见，现在她三十岁，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。我们站在屋前，脱下棉袄。太阳照在不远处的松树林，蒙着一层刺眼的金光。愿意回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吧。算上来，我上次回村已是六年前。这回堂哥结婚，刚有了孩子，在城里没地方住，就回村了。我妈妈说不如去看看。她买了好几件新生儿的棉衣。听说张佳也要带着孩子回来，她又备上几件小女孩的毛衣。

在最里面的房间，前夜刚出生的孩子哇哇哭着。堂哥和妻子顾不上招待客人，做饭的任务落在张佳丈夫身上。那是个看着要比实际年龄老上个五六岁的中年男人，寸头，性情似是温和，说话不多。他正蹲在门口给鸡拔毛。面前是一大盆热水，散发出团团白汽，鸡毛落了一地。

就像十多年前那样，张佳带着我向村口走去，只是这次她牵着三岁的女儿。她女儿像个小男孩，头发稀稀的，嘴唇上挂着两道鼻涕。有人在路旁灌木丛采野菊花。像是习惯为我解释这里的一切，张佳说，是村里的聋婆婆，那种野菊花晒了就能做茶，很香。还有些蒲公英球，挂着剩下一半种子。冬眠的山是灰色的。奶奶弓着背，在另一侧的田边找藠头——要不是因为这回堂哥孩子出生，她也不会回来。藠头从外头看就像枯草，找准位置往下挖，掰开泥土，才能看到白色的小球。连根拔起，拿来炒鸡蛋，或用盐腌做坛子菜，都是美味。空气中充盈着藠头挖断的辛辣味。

“现代社会，女的也可以不生的，可惜我自己没有一技之长，也没有学历，就这样了。”张佳说。“喂奶真的好痛，每一口都好痛。”

“你的第一个女儿呢？”

“他再婚了，不让我联系。”

她又说到寄血验子。见我露出意外的神情，她笑了笑：“我喜欢女孩，可如果还是个女孩，我不能再生了，得打掉，就好像形势所迫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
我只是听着。再往前走，直到村口，枣树不见了，也许被人锯了。村子全然变了样，很多新的房子，都挂着门锁。石板路磨得更光滑了，少见行人。我们经过木头搭建的祖屋，从窗户望进去，看见一座崭新的乌木棺材——那是奶奶上个月为她自己买的，除此之外再无别物。曾用来养鸡养猪的屋子被风吹塌了，变成瓦砾堆，角落结着大而光洁的蛛网。当人们离开了村子，除了老人，似乎就是昆虫和野猪在占领这儿了。

张佳说她也很久没回来了。丈夫家在另一个村，正挨着县里的公路。为了照顾新出生的儿子和年近百岁的婆婆，她和丈夫都辞了厂里的工作，眼下只能指望着家里养的十几只阉鸡。公鸡阉过之后，鸡冠萎缩，蓝宝石色的翎毛也慢慢变成了土黄色，看着和母鸡差不多，但肉要嫩些，也更好卖。平常，如果孩子睡了，她就会坐在后院，看着那十几只鸡啄着泥土，将烂凉薯扔给鸡吃。鸡的身影聚拢一团，又逐渐散开，直到隐蔽在屋后那片竹林里。公路传来货车碾过的声音。

不一会儿，我们走到那个溶洞。它比我记忆中还要深，大约有一百多阶石梯吧，一条直线往下纵深而去。洞口的岩壁长着铁线蕨，电线、水管掉落下来，缠绕在一起，从中断开，像是已被曾在这取水的居民遗弃。上方是一排高大的柚子树，叶子油亮。我们斜着身往下走，快到底部时，腐烂的气息传来。光影淡去，等眼睛适应黑暗，我看见一些掉下的柚子，摔碎了，果肉生出一团团灰色絮状的霉。张佳将女儿留在台阶上。我们屏住呼吸，继续往里走。洞里笼罩着一派寂静，水浑浊发黄，静止不动，犀牛如今很孤独地立在那里。我不再敢伸手去捞井水，很快决定离开。

回到家，张佳的儿子倚靠沙发坐着。他半岁大，不知是什么堵住鼻子，疲惫地呼吸着，像一只小小的哞叫的水牛。去了几家医院，都查不出原因，张佳说。他忽而哭起来。张佳坐下，抱起男孩，拉下衣服。女儿见没了妈妈的关注，也在角落哭，嗓音更嘹亮，激得房间里的新生儿也醒了。房子里洋溢着婴孩啼哭的三重奏。别哭了，张佳说，哭声还是此起彼伏。她像是累了，转身望向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孩不哭了，爬到桌上，找到一根果冻条，咬开塑料皮。

电视机柜旁放着旧照。我上前翻，看见一个年轻女孩，十来岁的模样，齐刘海，及肩短发，她站在一条小河旁边，面对镜头笑着。我觉得这脸有些陌生，又觉得有些像张佳，再细看觉得也像我。张佳看我翻照片，说那是她的二妹——就是我那个出生后被送给东莞村民的三堂姐。前几天，奶奶联系上中间人，想打听现状，说这位堂姐与养父养母一家已经移居香港。

“最开始一点也不付出，现在想着去认人家，凭什么呢？”我妈妈在一旁说。

“是啊，我们这个家，又有什么值得她认的？”张佳说。她还在给孩子喂奶，脸上漠然。

妈妈喊我去收拾东西。我们只是回来一下午。

张佳喊上丈夫，让他开车送我们去高铁站。我们坐上车，狭小的车里塞了六个人。小女孩一直站着，想伸手往窗外摘树枝，被张佳打回了手。车子启动，往山下开去。冬茂草划过车窗，发出记忆中那样相似的嚓嚓声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那口池塘所在的地方，如今却是一块光秃的平地，也许是被填平了，四周没有田，没有树，荒草丛生。我有些疑心它是否真正存在过。

你还记得我害你掉进池塘那次吗？下午和张佳往村子走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了这件事。

她摇头，什么事？

我还记得她从池塘里爬出来时的那张脸——挂着淤泥，水草，鞭炮灰，流着黑色的泪水。身上也是，到处都是，脏水顺着棉袄的衣袖蜿蜒滴下。她在池边吐，吐完就哭着跑回家了。我呆在原地，不知怎么做，就一路往山后跑，躲到稻草垛里，蜷缩起来。我躲了一下午，闻着新稻草的气息，直到天逐渐暗了，家人喊我的名字，我醒了，才钻出草垛。我成功地让他们的注意力从张佳身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。没丢就好，回到家，奶奶扑了扑我身上的灰。再见到张佳，她已洗干净身体，披着毛巾，在堂屋的火炉旁烤着头发。没关系的，是她先开口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对不起，我说，没想到最后会这样。我没有说的是，后来，我经常会梦到掉进那口池塘的是我，污水灌进喉咙，从鼻孔和嘴里流下来。

就是那次春节，你骑着自行车，本来正高兴，骑的还是辆新车，你和我们招手，可我冲到了路中间，想逗你玩，你怕撞到我，就猛地往旁边掉头，没有刹住车，连人带车一起掉进了池塘。

哦，那件事。张佳想起来，却还是像当时那样对我笑。没关系，都是小时候的事了，她说。

//  撰文 李颖迪

题图设计 孙毅

编辑 chen //